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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美政治认同冲突 已经升级到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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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11 10:37: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郑永年:中美“政治认同”冲突


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种族冲突、政治歧见等因素,不断加深着美国内部的认同政治纷争。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种族冲突、政治歧见等因素,不断加深着美国内部的认同政治纷争。美国政治人物也急速地把“认同政治”延伸到了中美关系,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认同政治战,升级到白热化的程度。

认同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视自己为“常态”,而与己不同者为“非常态”,因此在把自己高度道德化的同时,把对方妖魔化。同时,如同认同政治在美国内部表现为高度分化,美国也同样用美国内部分化的方式,针对中国的内部进行分化。

美国对中国内部分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利用新疆西藏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集体和其领导集团的关系。近来随着香港和台湾问题的日益凸显,美国也开始搞“中”与“华”之间的分化,即把中国大陆视为“中”,而台湾和香港视为“华”。

在对中国的认同政治战中,美国不仅强化着其意识形态的话语,但并不满足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而进入到具体的政策操作层面。再者,强化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认同”的目标,便是论证其具体政策的合理性。道理很简单,一旦在认同政治层面把中国妖魔化,美国对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政策都是合理的了。这种认同政治不仅是针对美国国内的民众和国际社会,也试图影响中国民众。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25日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布鲁塞尔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一个新的跨大西洋的对话》的讲话,重申了他6月19日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的论点,呼吁欧洲盟友共同应对中共政权所带来的挑战,说不是美国对抗中国,而是世界须要对抗中国。

他说,尽管美国与欧洲在意识到中国这个威权政权的崛起,及其对自由社会的影响的问题上都很缓慢,但是中共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使美国与欧洲都觉醒过来。蓬佩奥说:“我今天要传达的信息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自由社会、我们的繁荣和未来,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继续大西洋两岸的这种觉醒,以应对中国的挑战。”

他说:“有关美国应该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的论调,是无稽之谈。我们不接受这种论点。在自由与威权之间是没有妥协的。我不希望我们的未来由中共来塑造”。现在的问题并不是美国迫使欧洲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而是中国在迫使欧盟在自由世界与中国的威权愿景之间做出选择。他说,他看到欧洲大陆对中国有着更加现实的看法。

他提出美国要联合欧洲来共同对付中国,说美国接受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博雷利提出的成立美国与欧盟对华对话机制的提议,并且会尽快建立这个机制。

6月24日,美国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在访问亚利桑纳州时,借着对20多名企业高管对话的场合,发表一篇近30分钟的对华政策演说,批评中共在中国的极权主义及对世界输出意识形态的“扩张计划”。他说,美国过去因为忽视中共的意识形态而天真地与其往来,但这个时代已经终结。他预告美国将祭出更多制裁,还将彻底揭露中共的全球扩张计划。

奥布莱恩表示,美国自1930年以来外交政策最大的失败就是误判中共,天真地以为与中共来往,会促使它变得更加自由。而美国之所以会误判,是因为美国忽视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奥布莱恩谴责中国政府盗窃知识产权、打击人权、咄咄逼人地扩张、掩盖冠状病毒在武汉的起源、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和传播虚假信息,以及驱动这一切的意识形态。

他说:“特朗普政府将揭露中共的理念与阴谋,不只针对香港或台湾,而是针对全世界”。他誓言:“特朗普总统明白永久的和平,来自自身的强大。美国是世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不会向中共低头。”

奥布莱恩在演说中,细数特朗普政府已对中国所采取的七大反击措施,包含对华为公司的禁令、国务院将九家中国官媒列为外国使团、针对与新疆问题有关的21个中国政府实体及16个中国公司祭出出口禁令、因世卫受中国控制而终结与世卫的关系、限制解放军背景的学生签证、暂停美联邦退休基金对中国股票投资计划,以及由美国国防部列出多家被“解放军操控的公司清单”。

而“这一系列的举措只是刚开始,旨在修正过去40年单边的不公平关系,(这些错误)已经严重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及近期的政治安全。如同特朗普总统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所加的关税一般,更多制裁措施将出台。”

美国搞“认同政治”目的

在实施对中国的认同政治战的时候,把所谓的“中国影响力”清除出美国,成为了美国的当务之急。认同政治战的核心是影响力,而美国把中国在美国的媒体,视为是对美国的直接渗透。美国不久前将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的海外代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这五家中国媒体机构,认定为外国使团之后,美国国务院6月22日又将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中新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列入名单。国务院说,这些媒体受中国共产党控制,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

的确,如同美国外交政策所显示的,美国搞“认同政治”的目的是塑造一个“认同政治”国际联盟,共同应付中国。这些年来,美国随着其内部社会政治冲突的凸显,在国际上显得力不从心。

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加快了从国际舞台上“退缩”。尽管美国的盟友都希望美国继续扮演国际领导角色,但这并没有减缓美国从国际“退群”的速度。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还屡屡对同盟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维持和美国的同盟方面承担更多的费用。

所有这些使得美国的盟友对美国另眼相看。在这次冠病疫情中,没有一个美国的盟友向美国寻求帮助。这是美国进入世界体系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过去,美国总是其盟友寻求帮助的首要考量,而美国也大多为其慷慨解囊。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角色的变化,使得美国的盟友开始改变对美国的看法,并且直言不讳。德国总理默克尔6月26日在接受英国《卫报》等欧洲六家报纸联访时说,不要认为美国仍想当世界领袖;如果美国自愿放弃世界大国角色,德国须“深切反思”。

美国对自己的国际地位的变化,并不是没有深刻认识。至少从奥巴马当政之后,美国开始了减少对国际事务的承诺。这些肯定是要影响其国际地位的。同时,美国大大低估了中国崛起的速度和中国崛起的走向。美国政治人物希望中国变成另一个西方国家,这是可理解的,因为没有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可以挑战美国;一旦成为民主体制,美国总是能够找到干预这个国家内政的有效方法。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认同政治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有效方式。在美国看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国际层面,尽管认同政治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但远比意识形态广泛,因为认同政治不仅包括传统的种族、民族、宗教等因素,也包括民主、自由和人权等在内的社会世俗价值观,更可引申到文明之争。

如果这样,美国便可以结成广泛的政治认同国际“统一战线”。的确,正如前面所讨论的,美国高官和国会议员近来一直在向其盟友和世界兜售这样一个概念,即他们是否和美国站在一起对付中国,“并非中美之间的选择,而是专制与民主之间的选择”。早些时候,美国官员也直言不讳地把中美冲突视为是“文明冲突”。第二,如前面所讨论的,认同政治可以通过分化中国内部,促成中国内部的变化。

“作用与反作用”的模式

美国对中国的认同政治战,会把中美关系导向何方呢?

在很大程度上,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为物理世界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无论哪一边有什么样的动作,另一边必然机械地反弹过来,从而进入了自由落体模式。自冠病疫情发生以来,美国的任何举动必然导致中国的强烈反弹。

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模式尽管可以理解,但对中国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即中国容易陷入美国所设定的认同政治议程。两国抗疫明明是两国内部的事情,因为抗疫是否成功,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本国的老百姓的生命,而不是另一国的老百姓。美国因为各种因素抗疫不力,试图推责中国,毫无理由地把疫情传播和中国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即使在美国国内,反对推责中国的声音也不小,因为推责中国解决不了美国的疫情传播问题,拯救不了美国老百姓的生命。

但很可惜,被视为是中国的强有力的回击,很快在中美关系之间上演了制度之争、价值观之争和生活方式之争。美国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受到了中国的威胁,而要从各个方面进行针对中国的“保卫战”。至少在民间层面,中国也具有类似的认知,导致了高涨的民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对美国争锋相对,以牙还牙。

人们把这个局面与美苏冷战期间两国意识形态冷战类比。的确,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美苏两国最激烈的战场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即美国所说的自由资本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对抗。不过,就美国所展开的对华认同政治战来说,中美在这个领域的情况,可能要比美苏冷战期间的情况更为糟糕。毕竟如果美国人相信“文明冲突”,这种冲突并不存在于美苏关系中间,但存在于中美关系中间。

实际上,就认同政治的范畴来说,美国可以把这种冲突扩展、扩散到任何一个领域。这里的核心在于,一旦美国通过认同政治把中国妖魔化,美国对华实施怎么样的政策都具有了道德的高地。

中国如何找到其他更有效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认同政治呢?如果美国搞认同政治,中国也搞同样的认同政治,两国必然陷入认同政治的恶性循环模式。今天的情况就是如此。

经验地看,中国其实可以有更有效的方式,即包容方式。包容也是中国世俗文明最主要的特质,这个特质也使得中国文明吸纳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文化。但即使人们不讨论久远的过去,1949年以来的经验,也足以说明包容方式的有效性。

建国之后,中国曾经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决裂之后,中国也经历了高涨的反美民族主义浪潮。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表明他的务实政策,即国家政策不为已有的意识形态所制约。尽管当时美苏处于两个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但毛泽东的务实政策,促成他把美苏两国同时视为“霸权主义”。

尽管处于“第二世界”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本身的意识形态相对,但所有“第二世界”的国家都是中国交往和合作的对象。在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之后,中国更是和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的美国结成了准同盟,共同应对苏联帝国主义。

邓小平的“不争论”更是包容方法的体现。针对当时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认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制度手段和工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之后,中国有机地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引导了中国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邓小平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尽管中国努力抵制“西化”,但从来没有停止与西方对话。即使在民主、自由、人权等等问题上,中国也一直抱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和西方保持对话。经验表明,只要通过对话,很多领域都是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的。毕竟,实际的中国并非西方认同政治中的“中国”,更何况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

一句话,在美国开始把中美关系导入认同政治战的时候,中国不得不思考如何避免让美国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的问题。

(源自联合早报 作者郑永年是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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